功高盖世如恭亲王者，仍被如此轻易驱逐出权力核心，其他人更是谨慎小心，噤若寒蝉。

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

光绪十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操纵大清有史以来最高权力最大的变动甲申易枢，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奕訢被彻底扳倒，慈禧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酿成一起奇冤血案。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维多利亚女王遇到这么一位刚愎自信的大臣，注定将有一场恶斗。

站长拒绝了他，说这个时候在这条繁忙的线路上安排专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在笔者看来，虽然不能否认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宪法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但这些成绩与其说体现在质量上，不如说体现数量上。

对于创生导向的研究模式而言，其主要是以阐释或解决中国宪法问题为学术指向。中国宪法研究成果之所以数量众多而上乘之作罕见，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不能遵循相应的学术研究逻辑，此种情形集中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对策研究中。虽然不能否认域外的宪法思想、宪法制度和宪法实施方式之于中国宪法问题的借鉴意义，但是这种借鉴意义并不是径直性的，或者说，并不是那种西方有什么中国就应该有什么的简单化的直线思维，而应是具体→抽象→具体的螺旋式思维。因为在实践或生活逻辑上，真正给农民带来好处与利益的手段首先并不是所谓的平等选举权，而是结社权。

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

由之所获得的研究结论与中国宪法问题症结不契合，因此浮在或游离于问题症结本身。从目前对西方宪法学著作的翻译现状来看，译者大都停留在单纯的文本知识引介上，而后续的深入和追踪性研究则十分少见。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但现实情况是，目前活跃在中国宪法研究舞台上并拥有话语权的研究者几乎没有真实的政治实践经历及经验，所以，自我赋加的政治家或实践者的身份就只能是虚拟的，所能使用的资源要么是普世价值，要么是域外学理层面的经验。

可是，生活的当事主体不仅受到逻辑的限制，而且受到一切超越者的限制，不仅受到外在事物的限制，而且受到他人的限制，因此，我的行为（facio）必须尊重任何超越者，必须敬重天地万物，必须敬重他人，否则当事主体的自由就会因为超越者的反制而失效，自由就变成了对自由的否定。逻辑完备的学识链条是对研究者学术活动的约束，以防止学术研究的随意和任性。漂浮的表现之三是研究者对中国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及核心主题缺乏锤炼。走出中国宪法研究的漂浮，步入中国宪法研究的凝淀，中国宪法理论体系建设应是总体目标或目标导引，但研究者需要经由对四种具体漂浮之弊的纠正才能真正地迈出奔向目标的坚实步伐。

然而，从中国宪法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指向来看，研究者的学术抱负已经越出了能为的界限，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以假如我是×××（假如我是最高法院院长），就应该×××（就应该努力建设违宪审查制度）这样的逻辑提出或明或暗的实践对策，从而给自身增加了政治家或实践者的角色身份，并且这种角色已经遮盖或支配了阐释者和传布者这一研究主体固有的或应为的身份与角色。在权利平等的话语氛围中，许多宪法学者对以往的城乡选民不平等的现状进行了批判。

另一条是作为一个法律术语用以表达根本性法律的含义的确定过程。从目前的情况看，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是创生导向的研究模式的主流。

如果严格限定研究的内涵，可以认为这种研究模式才是真正的关于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类型。研究者对生活的忽视甚至忘却已经破坏或失去了理论体系创生及赖以存活的土壤。由此视之，研究者主体角色的游移与错位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摧毁了中国宪法研究的主体根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在这种翻译导向的研究模式中，应当承认的是，已故的邓正来先生对哈耶克作品的翻译和后续研究堪称甚为稀少且值得效仿的典范。以域外的理论或制度框架作为寻找应对之策的学理依据，这种研究指向与对策导向的研究模式在实质上并无高下之别。

这种主权结构既暗合了中国宪法的政治（法）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宪法权力的类型，更规定了相对于中国宪法权利的义务主体及保障方式。其次是扩展问题域，主要解决基本与内生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问题。

在研究者没能形成逻辑完备的学术研究链条的情况下，虽然生产出数量众多的学术产品，但也由于单纯的数量竞争或以多产自诩而摧残了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环境。漂浮的综合表现是中国宪法理论体系的空白。

其本身也要遵循解释→问题→对策的学术逻辑。从学术研究现实来看，说研究者对中国宪法学的基本概念缺少锤炼似乎很不公正，因为诸如法权、社会宪政、人本宪政等学术术语或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换句话说，逻辑完备的学术链条就是中国宪法研究应该遵循的法则。如何提炼中国宪法研究的学术逻辑链条可能会因人而异，就笔者的倾向来说，认为逻辑完备的学术链条由三个问题域构成，简述如下：首先是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主要解决中国宪法研究所要处理的概念问题。（详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对照中国政治现实和现行宪法文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国主权结构包括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主权和以全国人大为核心的治理主权。宪法社会学研究的主旨在于发现中国宪法及运行的奥秘，所以这种研究指向就是实证的、描述的。

虽然笔者对中国宪法研究者提出实践对策的意图与作法保持着高度警惕，但并没有彻底否定提出对策建议所具有的正当性，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对策建议是否具有生活的根基。虚拟的实践者角色功能的扩展，一方面会由于虚拟实践者角色具有的主导地位而削弱甚至窒息了研究者在思想与理论层面做出创生性贡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匮乏确实的政治实践经验而只能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托克维尔语）这种方式进行虚拟的政治操练，从而跌陷进文人政治之泥淖。

而作为研究宪法的中国学人怎么可能忽视甚至忘却中国人的生活样态呢？或者说，笔者的这种判断是不是无中生有或者哗众取宠或者危言耸听呢？或许对学者的实际对策主张进行辨析更有助于确证笔者的判断。对于宪法内涵的生成过程，王人博教授认为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在表达政府体制的总体安排这层意思的演变过程。

迄今为止，在中国宪法研究中之所以没有建构出相应的理论体系，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主体角色的游移与错位不能为理论体系的建设贡献主体性要素。问题是中国宪法是法律吗？从中国宪法百余年发展史来看，中国宪法难道不是政治吗？如果将中国宪法的性质定位于政治，那么对中国宪法制度的建设难道不应从或首先从政治入手？至于从怎样的政治入手，恐怕就涉及到了主权概念。

反过来说，如果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晰，也就必然导致对核心主题解释的模糊。进入专题： 宪法研究 。如此看来，尽管是对策研究，也需要在整体上遵循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扩展问题域←→实践问题域的学术逻辑，否则，关于中国宪法的对策研究就极可能逻辑断裂和结论漂浮。比如，针对中国宪法未能得到规范化实施这一问题，相关学者给出的对策是首要在于宪法的法律化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

这种经由结社权的行使而形成的组织化力量，既能给农民带来了沟通与合作的空间与机会，也能够给政府施加更有效的压力然而，从中国宪法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指向来看，研究者的学术抱负已经越出了能为的界限，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以假如我是×××（假如我是最高法院院长），就应该×××（就应该努力建设违宪审查制度）这样的逻辑提出或明或暗的实践对策，从而给自身增加了政治家或实践者的角色身份，并且这种角色已经遮盖或支配了阐释者和传布者这一研究主体固有的或应为的身份与角色。

以域外的理论或制度框架作为寻找应对之策的学理依据，这种研究指向与对策导向的研究模式在实质上并无高下之别。若提出真正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或理论主张，首要的就是要遵循实践问题域中所蕴含的解释→问题→对策的学术逻辑，而解释→问题这一环节恰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

在这种翻译导向的研究模式中，应当承认的是，已故的邓正来先生对哈耶克作品的翻译和后续研究堪称甚为稀少且值得效仿的典范。但研究者对中国宪法性质的理解与定位往往只从法律视角出发，并且依据中国宪法即法律这种理解设计了样式众多的违宪审查制度。